文/劉娜
1
我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祖上世代為農。我的父親一度津津樂道的是，解放后農村階級劃成分時，我們家被劃為貧下中農：一貧如洗的清白人家，免遭批斗的光榮階層。
但這份榮光，并沒有持續太久。
伴隨我們兄妹三人的出生，結結實實的窮和實實在在的難，壓得父親喘不過氣來。這時，他才知道：窮不是件體面的事兒，而是件要命的事兒。
為了擺脫這種窮和難，他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兄妹三人身上。這個迫切的愿望，或許能從每個期末，他在我們仨成績單“家長寄語”一欄上，不厭其煩地重復寫下那句名言中窺見一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但很快，他就發現，不是每個孩子都能讀懂這句話的深意。
2
我哥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比我大4歲。我媽懷他時，感染病毒，無錢醫治，他生下來，就患有嚴重的眼疾，一只眼幾近失明。因家庭貧困，求醫無門，直到娶親成家，他那只眼也沒有做成手術。
但，這并不妨礙他是個聰明的人。
他記性非常好，成績也優異，小學一年級至五年級，一直是我望塵莫及的對象。以至于教過他也教過我的鄉村老教師，每批改我的卷子時，都嘆口氣說：“你的成績要是像你哥，就好了。”
聰明反被聰明誤。
自到鄉里讀初中，我哥的成績就一落千丈。可能是怕人笑話他有眼疾，也可能是想證明自己很厲害，他和一幫男生混到一起，打群架，玩游戲，做壞事，被老師列入壞孩子的黑名單。
父親騎著二八自行車把他從學校帶回來，關在西廂牛屋里含淚用皮帶狠狠抽下去。不思悔改的我哥，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饒，從此和校園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15歲時，我哥就隨村里的打工隊，去北京建筑隊蓋房子。干了一年，過年回來時，發工資的老板走到他跟前，忽然宣布：沒錢了。
我哥從北京一路哭到家，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去帝都。如今他40多歲了，依舊遵守著這個諾言。
17歲時，我哥去了廣州。此后20多年間，一年365天，他有350天在廣州打工，有10多天回老家過年。哪怕結婚娶親，哪怕兒女出生，也不例外。
他干的活兒，就是往大小不一、檔次各異的包裝箱盒上印宋體字。盡管，他輾轉多個廠，下過不少力，受過不少氣，甚至因工傷險些殘廢，到頭來并沒有掙到什么錢。
最大收獲的，是他在老鄉聚餐時認識了相貌端莊、勤儉持家的我嫂子，然后生下健康可愛、留守在家的一雙兒女。
39歲那年，打工漂泊22年的我哥，忽然宣布：不愿再受資本家的剝削，要自己當家作主做老板。
他和我嫂子來到鄭州，租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門店，投身戶外廣告制作的大軍。
創業比打工更難，哪怕是一家小店。多少個夜晚，我辦事回來，或無聊刷屏時，都能從他朋友圈動態里看見這么一句無奈的說說：“深夜11點，還沒吃晚餐。”
每當這時，我就想問問他，當初寧愿被我爸關在牛屋挨打也不愿回學校讀書的那個決定，到底對不對。
人生沒有后悔藥。所以，今天我哥很拼。
為如約把貨送到，他曾在電梯停運的深夜，扛著幾十公斤的展布爬到20樓；為拉攏一個客戶，他曾賠本不賺錢幫人忙活好幾天。甚至為了打點關系，他把我送給他的上等茶葉，轉手送給了中間人……
像當年一樣倔強的他，一直在堅持著賺更多錢，過更好的年。
3
這樣的，還有我妹。
我妹比我小4歲，長得比我好看，思維比我敏捷，口才比我順溜。在她還是扎著羊角辮的小女孩時，我爸曾當眾宣布：我家二閨女，將來是要當大律師的!
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痛。
我妹初中畢業，沒有考上高中。當時，我在讀大學，我哥即將成家。父母希望她能去讀職高。
結果，舍身取義的她，像劉胡蘭一樣一拍胸口，大義凜然地說：“我不讀書了，我要去掙錢！”
無私的人，注定是要吃大虧的，因為她為別人弄丟了自己。
我妹也去了南方，先后成為鞋廠、制衣廠、電子廠里的一臺機器。就像很多過早輟學的女孩一樣，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閉塞壓抑的車間度過。
在廣州很多年，她甚至沒有去過越秀公園，吃頓牛排披薩。她能結識的人，除了打工的老家人，就是打工的外鄉人。
到了成家的年齡，她回到了老家，嫁給同在外打工的妹夫。知識的匱乏和眼界的局限，讓她意識到自己正在重復母親們的老路：
愚昧一生，操老一生，委屈一生。
“再也不能這樣活，再也不能這樣過。”
發出這樣的吶喊后，沒有機會成為律師的我妹，決定和堅硬的人生再來一次辯論。
她利用業余時間，考了營養師資格證和月嫂資格證，成為家政服務行業的一員。
代價是，她要把自家娃丟在老家，跑到浙江沒日沒夜地給別人哄娃，她要用自己臉上的皺紋和渾身的酸痛，換取雇主的年輕和一身的輕松。然后，才能在月底，拿到或多或少的工資。
她和開集裝箱車的妹夫，憑著這樣的犧牲，竟然也全款在老家縣城買了房。不久前，她在我面前許愿：等她娃上小學，她就辭工回家，專心陪讀。
那一刻，我從她不再年輕不再好看的容顏里，看見了悔恨與覺醒：對自己的悔恨，對知識的覺醒。
4
和我哥我妹相比，我是我們家長得最丑、腦瓜最笨、最沒有什么可圈可點的那個孩子。
讀小學時，因為數學總不及格，我曾被人嘲笑為“榆木疙瘩腦袋”。讀中學時，因為顏值太低，我眼睜睜看著暗戀的男生一個個和別的姑娘搞起了對象。
但，我不想干農活，不想出去打工，不想像我哥那樣被人欺負，也不想像我爸媽那樣操勞終生。
怎么辦？唯有死讀書，唯有讀死書。
憑著這種“我笨我怕誰”的硬抗，和成為“父母最后希望”的悲壯，我硬是一步步叩開大學的大門，成為老家小村第一個本科生。
大學四年中，我憑著“我窮我靠誰”的憤青，拼命練筆，愛上寫作，在各級媒體發表數萬字長短不一的文章。
大學畢業后，我憑著這些拿不到臺面上的文章，來到報社上班，從此有機會接近形形色色的人，見識千奇百怪的事，看透人情冷暖的真，寫下來自我心的文。
紙媒沒落時，我又憑著“我寫我怕啥”的執拗，在別人誠惶誠恐或心存僥幸之時，自學管理學、經濟學和心理學，考取二級心理咨詢師，運營一個公眾號，并因此結交更優秀的同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當我走進江蘇衛視的演播大廳，當我來到全國自媒同行分享會，滿面笑容地自我介紹：“我來自農村，我父母都是農民”時，我就知道，當年那個饑餓和貧困、自卑和擰巴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這個信念，在看到我口出妙語、自信滿滿的兒子時，更加堅定：
那個長得酷似我的小男生，已經完全沒有我當年扭曲苦澀的影子，而在閱讀、學習、游玩、探索中，正成為一個陽光美好的少年。
與此同時，靠下苦力在鄭州安穩下來的我哥，也在努力結束他家兩個孩子的留守命運：買房和孩子們同住，鼓勵孩子們好好讀書，勉勵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學得一技之長，才能在社會上立足。
而買了房的我妹，也決定干完手頭的活兒，回到縣城邊做小生意邊陪讀她的娃，用不一樣的起點和平臺、努力和耐心，讓孩子避免重復她的命運。
5
我那頭發花白的老父親，已多年沒有機會在我們的成績單上簽字。
但每當家庭團圓時，他都揮舞著那雙鐵耙般的大手，語重心長地對兒孫們繼續重復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啊。”
這，就是我們家的故事。
一個窮人之家的故事，一個底層之家的故事，一個最普通也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家庭的故事。
故事的最后，我還想把父親說的另外三句話，分享給你們聽：
窮人家的孩子，一定要好好學習，哪怕有一絲機會，也不要放棄讀書，這是窮人唯一的捷徑。
窮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不怕吃苦，吃得苦中苦，才可能追趕上別人，這是窮人最后的尊嚴。
窮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不能太急，只要一代比一代強，這就是窮人最大的臉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