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輿情與意識形態安全密切相關。泛政治化的網絡輿情中發酵的非理性批判情緒不僅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造成負面影響，更有可能向現實社會蔓延，實質上形成了網絡意識形態領域乃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點。
意識形態風險防范中的網絡輿情
（一）網絡輿情：風險點與“縫合點”
網絡輿情是一定時期內，圍繞中介性社會事項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作為輿情主體的公眾表達出來的情緒、意愿、態度和意見的總和[1]，具有參與人數多、認知能力差異大、思想傾向多元化、非理性情緒強度大、風險防范難度高的特點。輿情中此起彼伏的多元化、分歧性甚至對立性觀點則是網絡意識形態領域中“漂浮的能指”，情緒的不確定性積累與多元化信息的爆炸性沖擊使公眾置身于一種認知失調的風險境遇中，影響著公眾的意識形態傾向、消解公眾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只有判斷出“縫合點”，才能固定“漂浮”的情緒、態度與觀點，將非主流意識形態傾向“縫合”成具有同一性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2]。在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網絡輿情既是意識形態領域潛在的風險點，也是主流意識形態可以發揮作用的“縫合點”，只有正確地研判與處置網絡輿情，才能抓住把風險點轉為“縫合點”的契機，占領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制高點，增進公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
（二）網絡輿情應對：“具體斗爭”決定“全部斗爭”
從世界范圍來看，話語權的爭奪從線下領域轉移到了網絡領域，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已經成為必爭之地，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部斗爭”不可避免。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柯茨在2019年度發布的《全球威脅評估報告》中針對中國影響力的擴大直接指出“即將到來的意識形態斗爭”，意識形態斗爭事關意識形態安全與國家政治安全，網絡輿情應對是意識形態領域風險防范的“具體斗爭”形式，具體網絡輿情的應對效果直接影響著整體性的網絡意識形態領域“全部斗爭”的形勢。
網絡輿情應對的首要使命是在網絡意識形態領域中，識別出輿情所指涉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具體斗爭”，進而針對具體輿情事件進行及時處置，制止輿情脫離事件本身、進一步蔓延和擴大為重大安全事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具體斗爭”中，主流意識形態的“矢量”能夠沿著“漂浮”的情緒、態度與觀點展開的反方向，向后縫合“能指鏈”，也就是說，在輿情發生的某個時間點，通過對輿情的處置與應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矢量”能夠回溯性地將主流觀點與意見綁定在“能指”上，中止異質性觀點或意見的滑動，固定公眾對此輿情事件的情感與態度。一個個網絡輿情的應對過程就是一個個意識形態“具體斗爭”的過程，輿情應對的責任主體要將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嵌入輿論中，停止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繼續“漂浮”。
（三）網絡輿情為網絡意識形態風險防范帶來的挑戰
第一，網絡輿情的“羅森塔爾效應”可能會形成公眾的刻板印象與負面情緒矩陣。羅森塔爾效應是指負面的信息有可能會造成標簽化、刻板化的印象，綜合來看，相當一部分的網絡輿情的生成與發展往往伴隨著公眾對于黨政干部、政府部門乃至社會體制的誤解，如果此類輿情沒有得到及時的關注與應對，那么公眾有可能將對某一對象、群體的不滿上升為對黨和政府的不信任、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不認同。此類輿情中體現出來的批判對象擴大化、主觀臆斷聚集化等都會對黨和國家的形象造成沖擊，隨時都有可能成為網絡意識形態領域潛在性、苗頭性的風險。
第二，網絡輿情的“搭車效應”可能會引發輿情的升級與轉向，影響其他輿情的應對效果。搭車效應是指由于一件輿情沒有得到及時解決而引發輿情不斷升級、發生轉向，并影響其他類似輿情的應對效果。在搭車效應的助推下，萌芽性、苗頭性的風險就如同星星之火，相似輿情事件的發生會造成指數級的風險，隨時有燎原的可能。在網絡意識形態風險防范中，如果存在一件輿情應對失利的現象，相似輿情的發生就會導致公眾“舊事重提”，使本應只是萌芽狀態的風險“搭車”成為危害程度更高的負面輿情浪潮。
第三，網絡輿情的“首因效應”使政府主體在輿情應對中處于時間維度上的劣勢地位。“首因效應”即第一印象效應，公眾在網絡輿情中對首發信息的接受度與認可度往往是最高的，也就意味著在第一時間發現輿情、應對輿情尤為重要。越是能夠在第一時間對輿情風險“把脈施診”，就越能正向引導網絡輿情的發展趨勢與網民的情感傾向，平息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但是，具有嚴格制度與規范流程的政府主體在網絡輿情中的應對速度通常不及媒體與公眾，因而很難應用“首因效應”在黃金時間內作出快速回應，將風險控制在“未然”之時。
從輿情事件的發展趨勢與聲量來看，意識形態“縫合”的效果往往存在著一定差異，輿情應對需要根據輿情的生命周期與情感轉向選擇適時的“縫合點”。
（一）根據輿情的生命周期選擇“縫合點”
時效性是輿情應對的關鍵，一般而言，輿情的生命周期分為潛伏期、突發期、蔓延期與消散期[3]。目前來說，輿情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潛伏期與突發期的時間越來越短。潛伏期與突發期是輿情應對的關鍵窗口期，如果不能在這兩個時間段進行及時有效的“縫合”，既有的輿情應對措施將很難發揮作用，意識形態風險防范工作將陷入被動局面。基于此，政府主體可以加強對輿情的監測和研判，在對輿情生命周期的梳理中提煉出輿情背后的關鍵邏輯、關鍵問題與關鍵時間點，不僅要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矢量”向后縫合輿情事件中公眾多元化、多樣性觀點，更是要以速度求效益、縮短輿情事件的蔓延期，及時平息各種觀點與態度向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滑動。
（二）根據輿情的情感轉向判斷“縫合點”
意識形態“縫合”的結果只有在某種倒置出現時才會產生，在網絡輿情的研判中，公眾的情感傾向至關重要。通過分析公眾對于網絡輿情的情感傾向是否發生轉變，能夠反證網絡輿情的應對是否起到了積極有效的“縫合”效果，如果公眾的情感傾向由消極狀態向積極狀態逐步轉變，說明政府主體有效地縫合了公眾觀點與態度的意識形態傾向；如果公眾情感傾向雖有波動，積極傾向有所增加，但總體來看情感傾向并沒有發生“倒置”，仍以消極態度為主，說明輿情應對并沒有形成最大效果，還需要進行調整。因此，必須認識到輿情應對是一個雙向過程，需要根據公眾的關注點與情感傾向“對癥下藥”，以更加契合公眾訴求的對話方式開展工作。
網絡輿情研判與處置機制的優化
網絡意識形態風險防范不是一項暫時性、局部性的工作，而是關系到主流意識形態能否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長期性、整體性的治理工作。網絡輿情所隱含的非主流意識形態傾向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縫合”，就有可能發展成為威脅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有必要形成網絡輿情的應對原則，以更為優化的輿情研判和處置機制提高網絡意識形態風險防范能力。
（一）網絡輿情的應對原則
1.公開透明原則。過往的輿情應對經驗已經證明，輿情應對“堵”不如“疏”。在網絡意識形態風險防范中，信息屏蔽作為防御性的風險防范措施，是一個較為簡單有效的方法。但是，沒有聲音并不代表問題的解決，不僅使政府主體難以識別真實民意，無法因時施策、扭轉公眾的意識形態傾向，更會導致公眾以更為隱蔽的形式展現出更極端的負面情緒，倒向非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輿情應對中，政府主體應該保護公眾合理的發聲渠道，快速高效地把握網絡輿情背后公眾的社會情緒和相關訴求，以公開透明的方式進行積極的輿情應對，以實際行動贏得公眾的信任與認同。
2.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原則。輿情應對不能單打獨斗，多元參與、多管齊下才能達到最大效果。輿情當事人、輿情推動者、輿情應對者以及輿情第三方力量應該形成輿情應對的“共同體”，彼此之間增進對話與合作，實現協同共治的輿情應對體系。在網絡輿情的應對中，任何一方的“失聲”都有可能使回應內容遭到公眾的質疑，政府主體不僅要起到輿情應對的領導作用，更應該發揮中介作用，引導多方協調聯動共同應對輿情事件。
3.責任制原則。輿情應對的多方主體要有責、擔責、盡責，對于政府主體來說，網絡是群眾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的新陣地，政府主體要作為主要負責人樹立陣地意識，積極承擔起輿情的應對責任，以網絡上的及時回應與現實中的積極處理做到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此外，媒體力量與專家力量不能只是作為輿情的“點火者”，也應該發揮其意見領袖的責任，配合政府主體阻斷網絡謠言的發展空間、阻滯網絡輿情進一步上升為意識形態問題。
4.延續一致性原則。網絡輿情具有突發性，但輿情應對具有長期性，制定具有實用性和一致性的應對機制尤為重要。目前，同類型的輿情由于應對主體、應對方式、應對時間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應對效果，規范化的輿情應對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在明確輿情應對主體聯動格局的基礎上，還應該深入掌握各類輿情的演進規律，應用最新的技術手段，形成從風險預判、風險研判、風險應對到風險解決的輿情應對工作閉環，并根據工作閉環進一步落實相關責任人的職責歸屬，形成清單化的應對事項，打通從“制”到“治”的通道。
（二）輿情的研判和處置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輿情跟蹤研判，主動發聲、正面引導，強化融合傳播和交流互動，讓正能量始終充盈網絡空間”[4]，輿情的研判與處置過程實際上就是對輿情相關信息的收集、鑒別、分析并得出結論、予以回應的過程，目的是用主流意識形態“縫合”輿情中不同的意識形態傾向。
1.輿情監測環節。輿情監測是網絡輿情應對的原始環節，網絡輿情具有流動性強、覆蓋面廣的特點，政府主體可以使用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技術手段，形成更為智能化、全面化的輿情監測系統與風險預警系統，動態地把握網絡信息的過濾、收集與跟蹤，并結合輿情的發展動向對輿情進行評估，以便在第一時間搶占輿情應對的主動位置。
2.輿情識別環節。輿情識別是要在輿情監測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精準分析，輿情識別是網絡輿情應對的基礎，主要包括對輿情的類型、發展階段、公眾情緒、關鍵節點與關鍵人物的識別與判斷。首先，是對網絡輿情的類型識別，根據輿情所涉及的領域，通常分為自然類輿情與人文類輿情。其中，人文類輿情涉及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類相關輿情、經濟類相關輿情、文化類相關輿情等。在此類輿情中，涉及社會矛盾、政府行為、黨政干部形象的網絡輿情極有可能成為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點”和“縫合點”。其次，是對網絡輿情的發展階段識別，輿情的發展階段判斷直接決定了輿情介入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輿情的潛伏期與突發期是輿情應對的最佳時期，要盡可能早地做出輿情識別并進行下一步的處理，錯失時機就會“事倍功半”。再次，是對輿情中公眾情緒的識別，公眾的情緒與態度具有傳染性，負面態度與情緒的累積會導致輿情不斷升級發酵，引發更大程度的不滿。要及時判斷與疏導公眾的消極情緒，規避輿情的次生風險。最后，是對輿情的關鍵節點與關鍵人物的識別，輿情的關鍵節點會受到輿情本身的發展階段與所涉及的關鍵人物的影響，關鍵人物可能是媒體、專家或當事人，識別關鍵人物是識別意見領袖的基礎，對于輿情的引導具有重要意義。
3.輿情介入環節。輿情介入是網絡輿情應對的關鍵，重點在于輿情介入的時機與力度。各級政府主體要有責任意識，不能忽視、回避或簡單粗暴地阻滯輿情，發現輿情要第一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并聯合媒體、專家等主體多層次、高密度發布與解讀權威信息、真實信息。并使當地督促輿情當事人以及相關意見領袖做出進一步回應，輿情當事人與輿情推動者不能只做觸發輿情的工作，而忽視自身所有的更新輿情解決過程的責任。
4.輿情引導環節。輿情引導是網絡輿情應對的升級，重點在于提高輿情應對的主動性，以及形成輿情應對的有利環境。在網絡輿情沒有發生的時候，要找到容易出現網絡輿情的敏感事件和高發事件，培養正能量的意見領袖，主動推送與此類話題相關的積極正面的輿情話題，提前采取相應措施。在網絡輿情發生時，要及時發現、及時解釋與及時處理其中的非主流意識形態傾向，提高輿情應對的公開性和透明性，盡可能地在第一時間遏制非主流意識形態傾向的進一步發展，并對借機造謠滋事的相關賬號依法進行進一步的處罰；當正面的網絡輿情發生時，要及時推動輿情中正面信息的傳播，防止失真過激言論的出現，引導正面輿情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宣傳的有力載體。
5.輿情應對的評價環節。一個規范的輿情應對機制離不開評價環節，評價環節是輿情應對的“指揮棒”，重點在于以評價促發展，有必要明確輿情應對的評價主體與評價維度，及時總結輿情應對的優勢經驗、短板缺陷，切實形成科學、規范的輿情應對長效機制。
結 語
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取決于公眾對它的認同，在網絡輿情中，不同的輿論觀點都代表了公眾不同的意識形態傾向，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傾向很有可能經由網絡輿情形成集聚效應。輿情應對的目的就在于通過輿情發現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點，從而建立有效的輿情研判與處置機制，及時運用主流意識形態對風險點進行“縫合”，確立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機關年輕干部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批準號：19@ZH004）、深圳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研究中心重大課題“現代化視域下黨的建設研究”（編號：SFQYJ210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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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順權，李卓卓.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微博輿情規律分析——以食品安全事件為例[J].電子政務，2015(05):58-65.
[4]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417.
（作者為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員）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2年第11期】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鄭未怡.意識形態風險防范視角下網絡輿情的應對[J].青年記者,2022(11):6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