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為何感人？它究竟憑借何種力量打動千萬讀者，激勵不平凡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為何能暢銷那么多年、激勵那么多人？許多專業人士并沒有把它當做文學作品來解讀，而是當做社會現象來剖析。其中一個因素被反復提及——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
一位研究生曾在紀念路遙的研討會上講述，自己早年從鄉下來到城里的重點高中，穿著不合時宜的衣服，講著不標準的普通話，在周圍都是城里孩子的校園里，當時產生了很強烈的自尊心受挫感。那時看到《平凡的世界》，他知道這個世界上，原來還有很多像他這般，懷著自尊、帶著熱情，但又沉默的鄉下孩子。
今天喜歡這本書的90后們，不少也是“鄉村青年”，他們從鄉村到城市，身份、文化的落差，以及為克服落差的奮斗和自尊，與書中的主人公高度重合。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說，在路遙的那個時代，城鄉落差更多體現在經濟上；而今天，城鄉落差則主要體現在文化上。如今新崛起的鄉鎮社會，通過土地流轉等多種方式，使得一部分農民的經濟收入，并不比城市白領差，可是他們在文化上依然處于弱勢，有一種文化自卑感。
“比如，一個城里人覺得，我雖然只是小白領，收入一般，但是我懂藝術，喜歡喝咖啡。”張頤武說，同樣是西餐館，小城市也有，但大家就覺得比不上大城市的西餐館。這種文化自卑，讓今天的鄉村青年進入城市后，依然感受到了失落。
這恰恰是《平凡的世界》能夠觸動這批年輕人的地方。讀完《平凡的世界》，看到一個農村青年如此向上，讀者被激勵被感動，化失落為力量，文化級差成為一道可以攻克的目標。
“所有古典戲曲、巴爾扎克的小說、瓊瑤劇里，都有這一套激勵人心的東西。向上，翻身，改變命運，走向通俗意義上的成功，是永恒的母題，直擊人性本能，永遠打動人、激勵人。”張頤武說。
所以潘石屹自言，《平凡的世界》他看了7遍，每當遇到困難，他都會看一遍。路遙自己也說，他想走出大山。
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基層人群向中產階層流動，人們向上、向上，再向上流動。這是中國高速發展的整個過程，是城鄉有別的普遍現實，形成了“向上”這個永恒主題。故而，不少學者認為，只要城鄉二元結構存在，《平凡的世界》永遠具有激勵的力量。
但是張頤武說，世界開始扁平了。未來的中國，城鄉間的文化差異日趨減少，這本小說或許就到了流行的末期。它特別能打動那些經濟、文化尚處于弱勢的群體。可是當中國城鄉一體化以后；當鄉鎮社會該有的高端服務、文藝范兒一應俱全以后；當未來人們的觀念里，小城鎮已經沒啥不好了以后，小說的激勵作用，終會淡化。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則把“向上”劃分為兩種。一種是“世俗的向上”，有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回報，生活幸福美滿，獲得他人的認可和尊重。另一種是“超越的向上”，比如華盛頓在美國戰爭勝利后當回一個農民，比如功成名就的人千帆過盡放下一切，最終回歸淳樸。而后者，更具有精神意義上的“超越”。
《平凡的世界》，真的就是寫平凡的人們，如何平凡地向上流動。人，是平凡的。世界，也是俗世的。
人到中年的上海白領許秋依然記憶深刻，曾經，對著空蕩蕩的家，一個人邊吃米粉，邊聽廣播里播放《平凡的世界》——這是她高中生涯每天重復的畫面。
許秋是那種“掛鑰匙”的上海小孩，父母工作忙碌，每天中午自己回家吃飯，把爸媽前一天燒好的菜溫一下，偶爾再加一點青菜，混成一碗米粉，邊吃邊聽廣播。
按理說，她的人生經歷與《平凡的世界》毫無相似之處。但是，當她第一次聽到《平凡的世界》時，整個人被震住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似乎在她面前敞開。小說中，那些比她年長的青年，在人生岔道口的迷茫和奮斗，深深吸引了她。
究竟是什么，讓她這樣一位城市少女產生了共鳴？許秋用了一個詞：獨立。
“我在廚房一個人燒飯，書中的主人公獨自在礦山奮斗。”許秋說，這讓自己感到，一個人獨立地面對生活，實在不算什么。因為這世界上還有比自己生活更艱苦的人。
“這本書對我人生最大的意義在于，永遠不要覺得自己是最糟的，永遠有比你境遇更差的人，他們在昂揚地生活著，自己有什么理由怨天尤人。”這讓還沒踏入社會的高中生許秋，從此有了成熟的心態。
梁永安評論這本書為什么能跨越時代的鴻溝，也用了一個類似的詞：孤獨。
盡管時代背景不同，然而書中的主人公，一個人獨立地面對命運，面對世界。那種力量，對今天失去集體組織和集體歸宿感的現代人，反而更有感召力。個體的堅韌，個體的苦難，更能打動現代人。尤其是那種處在不被理解的孤獨中，難以向人言說的狀態，讓當代人感同身受。
“中國人天生受不了失群的孤獨感。一個人如何獨自面對一切、承擔一切，這種東西在西方人看來已經很適應，但在東方文化里，它永遠是個問題，它讓人焦慮。”梁永安說，而《平凡的世界》，恰恰為孤獨的個體們，提供了一種溫暖的力量，讓現代的個體有了獨自面對一切去奮斗的勇氣。
只要心里孤獨感造成的焦慮仍在，個體獨立面對世界的不安仍在，這本書將會一直有共鳴，一直打動年輕人。
《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的真誠、厚道，讓人感動與感懷。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人的道德問題和處事態度，但是梁永安認為，放在不同時代背景，真誠有不一樣的分量。
在中國古代，真誠是付出，也是收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熟人社會、農耕文明的價值觀念。“但是現在，離開了土地，假使你想真誠地對待自然，也沒有自然可以對待。”梁永安說，在陌生人社會，人與人的交往有許多無奈，需要遵循一套公共通則。客氣就是冷漠，寒暄并不走心。不悅、壓抑、緊張感倍增。陌生人相處，每個人面對不同的人，都戴上不同的面具。想表現真誠，反而增加了生存難度。
所以看書時，感動歸感動，但感動的瞬間過后，人們會發現它很難貫穿在生活里。恰恰是真誠的稀缺，使讀者面對主人公那樣的德行和善良時，感到心靈被凈化，激起強烈的喜歡和欣賞。
“但對當代人來說，虛擬的瞬間感動和日常生活是割裂的。”梁永安分析，路遙的書，畢竟只是書。筆下的真誠、善良，是人們潛意識里的“回味”，更像是“浪漫主義的想象”。
路遙所書寫的農村社會，留戀傳統，帶有傳統人際關系的溫情。可現實是，當時的農民正處于社會巨變中，處于現代社會的雛形中。比如書中已經提到一個細節，有人要求井里面撒點消毒劑，這種現代文明對農村生活的影響，鄉村生活方式的破碎，正是那個年代的現實，可惜《平凡的世界》并沒有演繹那時農村社會的變化和糾結，反而給了鄉村社會一道“溫情脈脈的面紗”。小說從邏輯的展開上，也必然要讓主人公的真誠，獲得施展和回報。
這其實是一種追憶，是路遙的愿景。他認為人是善的，人性從基因里，就遺傳了對**的渴求，持續不斷的真誠，最終會感動人。
但從現代社會的實踐來說，如何讓浪漫的想象成為溫暖的現實，如何讓真誠成為陌生人的相處之道，這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它需要培育人的權利意識，培育市場的主體意識、規則意識，需要建立平等、尊重的誠信機制，需要更多腳踏實地的實踐。
對浮躁的社會來說，真誠太寶貴。“讀者的閱讀心理，有點像巴爾扎克時代。”梁永安說，“留戀溫情脈脈的一面。這恐怕也是這本書影響力的文化空間所在”。
當無數當代人，都滿懷巨大的欲望，想要獲得個體的發展時，整個社會仿佛蘸上了酵母，不斷膨脹和發酵。然而過了這個階段后，人們會重新留戀、挖掘出傳統社會那些溫暖的價值。
“所以，路遙的書、書中煥發出來的那些基本價值，不會過時，它們對未來，永遠有意義。”梁永安如此評價。
自尊，是梁永安特別欣賞這部作品的地方。“我們一直說對別人愛護、尊重。但人類首先應該是對自己自身的靈魂、人格、價值，懷有高度的自我尊敬。”
別人給予的東西都會變化，唯有自尊，才能恒定。一個自尊的人，面對任何環境的變化時，都能始終展現一股百折不撓的力量。在梁永安看來，自尊是文明的核心。比如公共汽車上讓座，不是為了要別人心懷感謝，而是自己應該讓座，這是自我人格修養的體現。
《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每每為對方考慮，放棄了對自己有利的選擇。這在今天的生活里，對活得十分自我、表面光鮮燦爛的現代人來說，特別有啟發。
“自尊表現出的原則，是對生存價值的肯定，不僅僅是道德上的善，更是維護了一生的操守。”梁永安說，很多現代人的生活是有條件的。外在有什么條件，現代人就做什么事情。但是路遙筆下的人物不是，他具有恒定性，從中尋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人格立足的原點，不為外在的條件變化所動。與其用“堅韌不拔、百折不撓”這類形容詞來表達，還不如說，歸根到底，這是自尊人格的力量。它也恰恰是現代人極其缺少，卻又內心極度渴望的東西，是一個人精神價值的支撐點。
梁永安評價這本書的社會影響：“激勵個人奮斗尚在其次，它建立了一種生活方式的意志和標準，這是《平凡的世界》的意義所在。”
紀錄片《路遙》的制片人吳建榮曾說：《平凡的世界》不僅是一個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小說世界，路遙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活在我們中間，而且還打開了一扇精神世界的大門，人生格局就此改變：空闊、寬容、堅硬、柔軟、寫實。
夢想，已經成為時代語匯。然而當年，能夠表現平凡人逐夢的現實作品，還真不多。
《平凡的世界》內容涉及1975年到1985年10年間中國城鄉間的社會生活。這10年，中國社會充滿了密集的歷史事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路歷程究竟是什么樣子，本有太多可以言說，但奇怪的是，那個時代，文學界開始了通俗與高雅之分，流行的是意識流、象征主義、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等等一般大眾讀不懂的東西。
張頤武說，像路遙那樣，作品不概念，還用傳統的筆法對社會進行深描，在當時是少數。連路遙自己，都覺得落伍了。“如果說，莫言的作品在高端文學圈和大都會里流行，那么路遙的作品，就是在基層社會流行。”
張頤武分析，那時候的文藝青年，不是今天喜歡讀馬爾克斯、卡夫卡的小資青年，而是那種缺乏深造機會，在群眾藝術館里受到點啟蒙，時不時還會誕生一個“農民詩人”、“工人詩人”的群體。他們是那個年代路遙的擁躉，很多人并沒有專業的現代主義文學修養，而只是發自內心地喜愛《平凡的世界》。
其實這種情況，放在今天依然如此。《平凡的世界》今天的讀者，依然以普通的、鄉鎮的、三四線城市青年為主。他們可能喜歡看《泰囧》，以王寶強為榜樣，激勵自己。他們一方面在基層干活，另一方面又懷有夢想，希望跨越平凡世界鄉村和城市之間的溝溝壑壑。
這批今天的新讀者、新夢想者，是中國中產階層的后備軍。這批人的成長與夢想，與《平凡的世界》里描述的主人公的奮斗歷程，有太多相似性。所以他們看《平凡的世界》時，代入感很強，幾乎把自己當成了主角。
張頤武說，到了今天，大眾文化是社會主流。市場經濟里，文藝青年和普通青年分開了，普通青年的趣味是發自內心的，而文藝青年的趣味是靠學習培養的。《平凡的世界》恰恰就是普通青年、大眾文化的那款菜，寄托了他們對生活的向往和夢想的方式。
說完逐夢的人群，再來說逐夢本身。“逐夢不是樹立一個純凈的水晶，隨后去追求。而是人生有很多難以言說的美好，但現實又有許多顧慮，偏偏有一種關鍵性力量，讓你愿意去跨越那么多顧慮。它體現的是自我凈化和選擇的力量。”梁永安如此解釋，夢就是一種選擇。在各種選擇里，你其實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但就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讓你做出了選擇，讓你變得和別人不一樣。
堂·吉訶德是人的基本精神。我們當下充滿了豐滿的物質，人一直埋頭在物質的想象中。《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種來自純粹精神世界的力量，一種選擇夢想的力量。
許秋說，20多年前，當她聽聞路遙逝世的消息，第一次為一個陌生人潸然淚下。路遙與許多人未曾謀面，但是他讓無數讀者立志要過一個有意義、不一樣的人生。
“我覺得這是路遙偉大的地方，他留下了自己活過的印記，改變了那么多人，他沒有白來世間走一遭。”許秋感慨。
盡管在專業評論家眼里，這部小說有種種的弱點，但是從大眾得到的激勵中，能看到一個中國社會在轉型、變遷的陣痛里，如何一步步走向明天的奮斗精神和向上的精神。
有人說，它傳達出的內涵，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自覺。當命運把人打下十八層地獄，他依然會在第十九層頑強地站起來。這是超脫文學范疇的流行，因為它直指當代人的內心，直指社會稀缺的那些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