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云譜。
青云譜原是個道院，主持者當然是個道士，但原先他卻做過10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還年輕，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變化，歷史留下了他的一個最根本的身份：17世紀晚期中國的杰出畫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個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工朱權的后代。在朱蓮出生前223年，朱權被封于南昌，這便是青云譜出現在南昌郊外的遠期原因。朱權也是一個全能的藝術家，而且也信奉道家，這都與200多年后的朱耷構成了一種神奇的遙相呼應，但可憐的朱耷已面臨著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沒，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換代后的政治風雨，用畫筆來營造一個孤獨的精神小天地了。說起來，處于大明王朝鼎盛時代的朱權也是躲避過的，他因事見疑于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廬”中撫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顯然是更絕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院落，能給中國藝術史提供那么多的觸目的荒涼？究竟是一些什么樣的朽木、衰草、敗荷、寒江，對應著畫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帶著這些問題去尋找青云譜，沒想到青云譜竟相當熱鬧。
不僅有汽車站，而且還有個火車小站。當日道院如今成了一個旅游點，門庭若市，園圃蔥翠，屋宇敞亮，與我們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園林沒有什么兩樣。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們一般沒有在宅內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長久盤桓，而樂于在花叢曲徑間款款緩步。突然一對上年歲的華僑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著走來，說是朱耷的后代，滿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們對他的婚姻情況很不清楚，后來好像有過一個叫朱抱墟的后人，難道你們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這一切也不能怪誰。有這么多的人來套近乎，熱熱鬧鬧地來紀念一位幾百年前的孤獨藝術家，沒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點，讓擁擠的游客能夠行走得比較順暢。然而無可奈何的是，這個院落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韻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沓不可見。這對我這樣的尋訪者來說，畢竟是一種悲哀。
記得年前去四川流青城山，以前熟記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嘩連天的隊伍趕得無影無蹤。有關那座山的全部聯想，有關道家大師們的種種行跡，有關畫家張大干的縹緲遐思，也只能隨之煙消云散。我至今無法寫一篇青城山游記，就是這個原因。幸好有關青云港的聯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還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著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樣心情煩亂。
沒到青云港來時我也經常想起他。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時曾出過一道歷史文化方面的知識題：“略談你對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國歷史上八位潛跡山林的隱士，通詩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說成是八位隱士我倒是有所預料的，這道題目的“圈套”也在這里；把中國所有的隱士一并概括為“通詩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寫“待考”，我不禁啞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這個署名連寫成“哭之”、“笑之”字樣，我想他見到我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與這位考生一樣的對朱耷的隔膜感，我從許多參觀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來。他們面對朱聾的作品實在不知道好在哪里，這樣潦倒的隨意涂抹，與他們平常對美術作品的欣賞習慣差距太大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光輝，17世紀晚期東方繪畫的光輝，難道就閃耀在這些令人喪氣的破殘筆墨中么？
對于中國繪畫史，我特別看重晚明至清一段。這與我對其他藝術門類歷史發展階段的評價有很大的差別。朱耷就出現在我特別看重的那個階段中。
在此前漫長的繪畫發展歷史上，當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迭出，有一連串說不完、道不盡的美的創造，但是，要說到藝術家個體生命的強悍呈現，筆墨丹青對人格內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濟以及“揚州八怪”等人了。
傲無疑問，并不是畫到了人，畫家就能深入地面對人和生命這些根本課題了。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畫家如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訪、顧閎中等等，他們的作品，或線條勻停緊挺，或設色富麗諧洽，或神貌逼真鮮明，我都是很喜歡的，但總的說來，被他們所畫的人物與他們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緣關聯。他們強調傳神，但主要也是很傳神地在描繪著一種異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場面，藝術家本人的靈魂歷程并不能酣暢地傳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倒是山水、花鳥畫更有可能比較曲折地展示畫家的內心世界。
山水、花鳥本是人物畫的背景和陪襯，當它們獨立出來之后一直比較成功地表現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學意境，而在這種意境中又大多溶解著一種隱逸觀念，那就觸及到了我所關心的人生意識。這種以隱逸觀念為主調的人生意識雖然有濃有淡，有枯有榮，而基本走向卻比較穩定，長期以來沒有太多新的伸發，因此、久而久之，這種意識也就泛化為一種定勢，畫家們更多的是在筆墨趣味上傾注心力了。
所謂筆墨趣味認真說起來還是一個既模糊又復雜的概念說低一點，那或許是一種頗感得意的筆墨習慣；說高一點，或許是一種在筆墨間帶有整體性的境界、感覺、悟性。在中國古代，凡是象樣的畫家都會有筆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現代，國畫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筆墨趣味間邀游。
這些畫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讓人嘆為觀止，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例如像文學中的《離騷》。有沒有可能，讓藝術家全身心的苦惱、焦灼、掙扎，癡狂在畫幅中燃燒，人們可以立即從筆墨、氣韻，章法中發現藝術家本人，并且從根本上認識他們，就像歐洲人認識拉斐爾、羅丹和梵高？
敗多年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一次歷代畫展，我在已經看得十分疲倦的情況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圖，精神陡然一震。后來又見到過他的《墨牡丹》《黃甲圖》《月竹》，以及我很喜歡的《雜花圖長卷》。他的生命奔瀉出淋漓而又灑潑的墨色與線條，躁動的筆墨后面游動著不馴和無奈。在這里，僅說筆墨趣味就很不夠了，僅說氣韻生動也太矜持了。
對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后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嘗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癡。他遭遇過復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斗爭，又曾惶恐于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志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沖撞。浙江的老百姓憑著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歷像徐渭這樣凄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