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一本由黃奇帆 / 厲以寧 / 劉世錦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裝圖書，本書定價：88，頁數：416，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共同富裕》讀后感(一)：社會福利全覆蓋均等化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講道，經濟增長會跨越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依靠資源和勞動力；第二個階段是投資驅動，配合資源大規模投入資本；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依靠技術和生產力的提高；第四個階段是財富驅動。

　　波特認為，在前三個階段，經濟增長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財富驅動階段，經濟增長是減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停滯。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跨過了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階段，當下需要做的，是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

　　長期以來，特別是2012 年以來，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是供給側，是潛在增長能力。但現在，隨著中國人口趨近于零增長，需求側的制約越發明顯。這意味著，我國正面臨雙重制約。按照這個分類，中國需要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這兩個階段和兩類手段相結合，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學會運用積累起的財富實現增長。

　　在這個發展階段，現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設。如果人均GDP 在1 萬美元到2.5 萬美元之間，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能夠從26% 提高到36%，那么這10 個百分點的提高，就意味著能夠基本建成福利國家。

　　從現在到2035 年，中國正處在第三和第四個發展階段，所以必須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除此之外，建設福利國家也保證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實現社會政策托底，支撐創造性破壞。否則，沒有宏觀層面的支撐就永遠會在微觀層面去保崗位、保產能、保企業、保產業，最后的結果就是舊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業不能退出。

　　福利國家是國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走的路。當然，我們有中國特色，就是七個“有所”：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蓋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們既要關注供給側，保持潛在增長能力，也要從需求側、共同富裕入手，保障消費能力的提升，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文丨蔡昉（選自中信出版社《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 ）

　　《共同富裕》讀后感(二)：以共同富裕為長遠目標，扎實推動分配改革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最近，黃奇帆、厲以寧、劉世錦等國家智庫專家新書《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中信出版社2021年12月版），一經出版就引發了熱議。

　　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了幾百年，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甚至一些國家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實現共同富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邁向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重視社會分配問題。

　　但是，當前存在一種誤讀，把近期為實現高質量發展而推動的經濟結構調整、市場規則治理以及建立現代分配制度，理解為是人為加快“共同富裕”而采取的行動，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認識。

　　中國經濟目前處于轉軌過程中，從重視增速與規模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為實現高質量發展而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一些主要依靠杠桿做大資產規模的領域會得到抑制，比如金融與地產部門，既有防范風險的必要，也是要素改革的一部分；此外，為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行了反壟斷（如互聯網領域） 工作。這些結構調整與市場治理會影響到相關行業的收入以及發展等，出現收入降低等現象，這種變化是結構調整與市場治理的結果而非目的。

　　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也會表現在社會分配機制的改善，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這不是一種轉向，而是對過去沒有建立好基于法治的公平分配機制的糾正。新的分配機制兼顧效率和公平，既強調公平競爭也鼓勵勤勞、創新等致富，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同時防止兩極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在過去，權錢交易、內幕交易、操縱股市、財務造假、偷稅漏稅等非法收入現象時有發生。現在要取締非法收入，同時規范不合理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建立一個公平和法治的收入分配體系。同時，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當說，這些是一個現代國家所需要的基本分配制度。

　　我們要著眼未來發展，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如果不能分好蛋糕，也很難繼續做大蛋糕，體現出了推動分配改革的戰略價值。

　　我們現在要著眼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須繼續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以及分好蛋糕。高質量發展與做好社會分配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這也是為什么以共同富裕為長遠目標的分配改革如此重要的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投資比重較大，消費動力不足。雖有各種說法，如中國人有儲蓄偏好或者說社會保障不完善，但主要是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較低，為42%左右，國際上一般為60%至70%。勞動者也是消費者，如果大量勞動者收入無法形成相應消費能力，就會出現消費不足的問題。因此，構建內需驅動的新發展格局，首先要推動低收入群體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增強消費能力。

　　中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與出生率降低的壓力，未來勞動力供給會逐步減少，短期內很難改變這個趨勢。解決這個影響發展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加快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目前，中國仍有23.4%的勞動力在農村，通過加速推動城鎮化，吸收更多勞動力進入城鎮能緩解勞動力短缺現象，并提升整個經濟效率。農民工進城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因此，必須大力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解決好農業轉移人口隨遷子女教育等問題。

　　提高人均收入要依靠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需要高素質勞動者。高素質勞動者的培養需要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強他們投資子女教育的能力，同時政府建立更加公平的教育體系，提高人民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收入、教育與發展相互支撐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如果廣大低收入群體沒有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他們就很難在教育上做更多投資，如果不能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也就很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高質量發展。

　　可以看出，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為更多農民工提供就業、提高收入并實現市民化，增加勞動力供給、促進消費、提升人力投資，是著眼于繼續做大蛋糕。如果不能分好蛋糕，改善大多數中低收入者人群的境遇，那么，我們也很難繼續做大做好蛋糕。

　　中國既不會殺富濟貧，也不能“殺雞取卵”，而是要讓勞動者通過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國家整體的發展，轉化為消費者。

　　這是讀完《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一書的初步體會，應當也是該書出版的價值所在。

　　《共同富裕》讀后感(三)：用經濟學棱鏡透視共同富裕

　　本文選自中信出版社《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

　　來源：中信讀書會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當前面臨的挑戰相關，可以通過以下三方面途徑加快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點。

　　第一，要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包括人均GDP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這一目標，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

　　按照我國潛在增長能力預測，要想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在未來15 年里保持14.7%~14.9% 的年均增長速度。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和生產要素資本、人力資本、生產力提高幅度等潛能推算，“十四五”結束時，我國人均GDP 可達13000 美元到14000 美元，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 年，人均GDP 接近23000 美元，將非常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還差一點。

　　如果通過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到2025 年將人均GDP 提升到14000 美元，那么到2035 年人均GDP 就可以接近23000 美元，相當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 水平，從而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這是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礎。

　　第二，要保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歷史上，GDP 的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常常是分離的。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GDP 增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同步性非常強，這意味著人均GDP 的提高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夠共享發展成果。未來，還應繼續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份額。同時，也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各種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疊加發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幾年后又趨于平緩。基尼系數代表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基尼系數通常把0.4 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保持在0.46 左右，陷入徘徊狀態。這說明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還不夠合理。事實上，初次分配是有極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 以下。從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經驗來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多在0.4 以上，有些甚至超過0.5。之所以最終的分配結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達到0.3，是因為稅收和轉移支付實現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結構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須借助再分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再分配應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也顯示，雖然經濟增長、技術變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沒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機制，所以必須借助再分配手段。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促進社會性流動。歷史上的流動，主要是橫向流動，比如農民工從原來務農轉移到非農產業、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區。但是，在橫向流動中也有縱向流動，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崗位提升等。這得益于兩點：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高校擴招，讓更多的人進入教育序列當中；第二，經濟增長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

　　而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長時期，勞動力的流動顯著放慢。在這個時候，更應關注向上的縱向流動。如果沒有切實的手段，社會性流動容易變成零和博弈，相當于擠一輛公共汽車，你擠上來我就掉下去，這種現象會發生，也會產生社會沖突。中央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核心就是加速社會流動。

　　如果按收入將居民分為五組，從宏觀看，每組的收入都在提高，這是今后必須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就談不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微觀看，每個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斷增加，這是過去的一個重要特點，但今后可能會出現零和博弈的現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將明顯慢于其他家庭。從中觀看，很多家庭可以從低收入群體或次低收入群體不斷跨越收入組，進入更高的等級中，這些群體是社會流動的關鍵，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因此我們提出，應該進入一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主要涉及以下三個群體。

　　“倍增”之一，脫貧后低收入農村人口。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概有1 億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但他們仍是低收入群體。OECD 國家的相對貧困標準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2019 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數是14389 元，它的50% 就是7195 元；2020 年有所提高。

　　假設30% 的農村家庭符合這個標準，總人數至少為1.53 億，數量非常可觀。如果能夠把這部分人培育為中等收入群體，將創造又一個共同富裕奇跡。

　　“倍增”之二，進城農民工市民化。2020 年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4549 元，是中等收入群體下限水平。雖然農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體，但他們仍面對一堵“無形的墻”，即得不到充分的社會保障，無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因此，只有把他們變成城市居民，他們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否則是非常不穩定的。比如2020 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外出農民工和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均減少了3%。

　　2020 年，我國農民工總量28560 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959 萬人。如果能夠把這些人變成中等收入群體，意義非常巨大，足以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

　　“倍增”之三，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收入生活。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老年人口比原來想象的多，老齡化程度比原來想象的高。目前65 歲及以上人口高達1.9 億人，60 歲以上人口高達2.6 億人，這是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后備軍。如何讓老年人達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們老有所養的基本要求。同時，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證消費需求能夠繼續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條件。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講道，經濟增長會跨越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依靠資源和勞動力；第二個階段是投資驅動，配合資源大規模投入資本；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依靠技術和生產力的提高；第四個階段是財富驅動。

　　波特認為，在前三個階段，經濟增長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財富驅動階段，經濟增長是減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停滯。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跨過了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階段，當下需要做的，是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

　　長期以來，特別是2012 年以來，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是供給側，是潛在增長能力。但現在，隨著中國人口趨近于零增長，需求側的制約越發明顯。這意味著，我國正面臨雙重制約。按照這個分類，中國需要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這兩個階段和兩類手段相結合，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學會運用積累起的財富實現增長。

　　在這個發展階段，現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設。如果人均GDP 在1 萬美元到2.5 萬美元之間，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能夠從26% 提高到36%，那么這10 個百分點的提高，就意味著能夠基本建成福利國家。

　　從現在到2035 年，中國正處在第三和第四個發展階段，所以必須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除此之外，建設福利國家也保證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實現社會政策托底，支撐創造性破壞。否則，沒有宏觀層面的支撐就永遠會在微觀層面去保崗位、保產能、保企業、保產業，最后的結果就是舊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業不能退出。

　　福利國家是國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走的路。當然，我們有中國特色，就是七個“有所”：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蓋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們既要關注供給側，保持潛在增長能力，也要從需求側、共同富裕入手，保障消費能力的提升，以提高潛在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