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用筆，學結體，是曾國藩探索書法的一大技巧。

曾國藩書法欣賞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于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從乾道——陽剛美——著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著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一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曾國藩一生勤勉于書法創作，走過了一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一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范。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孝容易理解，就是對父母、對長輩的感恩、尊敬與贍養。悌是指兄弟之間和睦友愛，也就是同輩之間的融洽與和諧。在曾國藩家書里，一般都以為他給孩子寫的信最多，事實上他寫給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見他對兄弟之間關系的重視。曾國藩有段著名的評論，說家庭興旺的規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傳一代就蕭條了，因為大多是紈绔子弟；商賈之家，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家庭，一般可傳三代；耕讀之家，也就是以治農與讀書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興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曾國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這個勤以持家在曾國藩那有兩層意思，一是家庭成員要克勤克儉，一是做家長的要勤以言傳身教。曾國潘說的這些，他自己就能一絲不茍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兒子曾紀澤喜歡西方社會學，曾紀鴻喜歡數學和物理學，曾國藩雖然一竅不通，也能盡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學一點。這樣的父親，才不愧是一個真正“勤以持家”的父親。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曾紀澤總是會親自教孩子們學英語、數學、音樂，還教他們練書法、寫詩文、講解經史典章，不論再忙，每日總要抽出時間來陪孩子、陪家人，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國藩子孫、曾孫，甚至玄孫里，有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曾國藩治學嚴謹 崇尚儒學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原名子城，派名傳豫，清湘鄉縣荷葉塘（今雙峰荷葉鄉）人。23歲取秀才，入縣學；24歲入岳麓書院，中舉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入翰林院，從倭仁等習程朱理學，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后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升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曾兩次上疏，為清廷出“教誨、甄別、保舉、超擢”之策，為朝延賞識。道光三十年，署工部左侍郎。咸豐元年（19851），署刑部右侍郎，咸豐二年，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鄉試正考官，忽報母喪，告假回家守孝。
　　其時，太平軍從廣西進軍湖南，圍長沙，克武昌，輕取沿江州縣，江南大震，咸豐二年十二月，曾國藩奉命在湖南幫辦團練以抗拒太平軍。曾以羅澤南的鄉勇為基礎，“別樹一幟，改弦更張”。創辦以“忠義之氣為主”的湘勇，將辦團與辦練分開，著重練勇，網羅羅澤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學信徒，以及同鄉、同學、親友為骨干將領， 知識分子為營官，招募身強力壯的農民為士兵，組成一支地主階級武裝。利用封建宗法關系作為維系湘勇的鏈條，士兵由營官招募。每營士兵只服人營官一人，整個湘勇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形成嚴格的封建隸屬關系，較綠營兵戰斗力強。他駐衡州，造戰船，勸捐助餉，大事訓練。咸豐四年（1854），湘勇練成水陸兩軍17000多人，成為鎮壓太平軍、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重要支柱。
　　曾國藩治學嚴謹，崇尚儒學，其學術思想以程朱理學為主體，把中國封建文化歸納為“義理、詞章、經濟、考據”四門學問，有獨特見解，對當時和以后均有一定影響。他提出“早、掃、考、寶、書、蔬、魚、豬”的“八字家訓”，反映了曾“修身、齊家”的封建道學思想。所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缽，為一時所宗。其家書、日記，人頗稱道。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計128卷；今輯有《曾國藩全集》。
曾國藩書法作品 　　曾國藩一生在治學上最重古文、詩和字。他教子的“讀書之法”，就是“看、讀、 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其中的“寫”，即寫字。他曾評價自己：余于“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亦略有介入處。三者無一所成，不無耿耿。”
　　其實，曾國藩作為一名進士出身的士大夫，對于臨池瀚染用功亦是很深的。青少年時勤奮習字不用說，就是后來帶兵和做官的時候，對于下屬呈文的批復全用楷書。他一生寫的日記、書信及奏稿上千萬字，也都是用的楷書或行書，藉以練習書法。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硬是把書法作為含蓄表露自己情感和心境的一個最終目的來對待。他畢生對于書法的原理和技巧等要領，由此及彼地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博采百家，并融眾長，是曾國藩在書法實踐中探索的一條路子。他初學書法，主要是臨摹字帖。他曾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夜寫零字甚多。近來軍事無利，諸務廢馳，作書法略有長進。大約書法不外羲、獻父子。余以師羲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師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者并進，必有合處。”他學書法的這條路子，正是歷來多數書法家主張并實踐的路子。但到晚年，他又多次反省自己：“因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可見，曾國藩對于初學書法者，力主先師一家，然后方可采摭眾長，融為一家，以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
　　學用筆，學結體，是曾國藩探索書法的一大技巧。他說：“大抵作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跡；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如何用筆呢？曾國藩說：“日內作書，思偃筆，多用之于橫，抽筆多用之于豎。豎法宜努、抽并用，橫法宜勒、偃并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后貴有自然之勢。”又說：“作字大約握筆宜高，能握于管頂者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尚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何謂結體？曾國藩繼承古人論述結體之法，結合自己的實踐，概括為“四法”。他說：“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
　　在學用筆、學結體的同時，曾國藩還善用墨色和注重字的間架。他綜觀古來一切著名書法家，都對用墨的濃淡和墨質的好壞非常講究，因而諄諄告誡兒子紀澤：“以后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于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瀚之多所致，亦緣于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對于字的間架，他認為，“習大字，總要以間架緊為主。寫成之后，貼于壁上觀之，則妍媸自見矣。”并教導紀澤：“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為欠卻間架工夫”，“爾以后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成功，主要取奪于他的恒心和毅力。他認為，一個人要想把字寫好，并想成為一代書法大師，不必求速效，而要靠日積月累，持之以恒。他自幼練書法，一直練到老，從未間斷過。他字諭紀鴻說：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愧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后，習李北海《麓山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跡神妙耶？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又在一則《日記》中寫道：“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之外，尚習字一張，不甚間斷。”他還在家中告誡子弟：“習字須有恒，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他指出：學習書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手愈掘，字愈丑，意興愈低”的“困”境。如果困時能做到“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
　　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書法藝術是最能體現作者精神素質和個人特征的。曾國藩的書法美學觀，與其論詩文一樣，分為陽剛和陰柔兩象。他說：“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為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為成體之書。”但比較起來，曾國藩不大喜歡纖弱、陰柔的字眼，較喜歡張逕、陽剛的字眼。他說：“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源遠流長的中國書法，是傳統的民族藝術，其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技法復雜，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隨著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正在進一步地普及與提高。曾國藩的書法及其書法論，在今天仍不失欣賞和借鑒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