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針眼》是一本由[美]彼得·布朗 （Peter Brown）著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精裝圖書，本書定價：198.00，頁數：1156，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穿過針眼》讀后感(一)：我預言，年度最佳了
很不客氣地說，年度最佳就是他了，沒跑了，我說的，耶穌來也改不了(??????)??選材，筆力，嚴謹，功夫，翻譯，罕見的社科類超五位一體！
而且外加一條，都知道現在涉及宗教的圖書，出版是不大容易的，所以這套大部頭能夠順利在國內面世出版，就已經是相關部門及人員對其中內容之嚴謹，之中肯，作出的極大肯定。
《穿過針眼》讀后感(二)：神學家不容易
主線:基督教會最終的巨大的財富不是因為君士坦丁的皈依和捐贈，也不是因為元老貴族的大量涌入；每個教會的財富差異也是很大的；教會接受的捐贈也經常會被其他利益相關人質疑。最終財富的積累是很坎坷和偶然的。 支線:1.如羅斯托夫采夫的傳統觀點是以神學家的書信和布道詞為基礎，他們認為羅馬末期貧富分化極其嚴重。這是錯誤的，他們對窮人這個詞進行了錯誤理解，奧古斯丁把自己都算作窮人是很奇怪的，神學家所說的窮人指的是除富人以外的所有人，大部分還是平民。 2.基督教內部對財富的看法是有重大分歧的。奧古斯丁、達馬蘇斯與伯拉糾、哲羅姆，前兩人的觀點‘財富無害，擯棄驕傲’，后兩人的觀點‘擯棄財富，沒有貧窮’。最終大公教會還是采納了前面的觀點，因為西羅馬末期的蠻族入侵讓教會陷入了困境，羅馬中央政府仍然征重稅，讓基督教只能選擇保留財富鞏固自己。 3.奧古斯丁與伯拉糾的爭論以往都只注重神學理論，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恩典，嬰兒的受洗問題等。但本書強調了兩人不同的財富觀。奧古斯丁選擇讓富人保留財富，也是基于現實考量。身為希波主教，在410年羅馬被阿拉里克洗劫大量難民逃亡自己的非洲土地時，如果認可伯拉糾的財富觀，讓富人散盡財富，必然會導致秩序崩潰。
《穿過針眼》讀后感(三)：中世紀前夕究竟發生了什么？
能在歷史中發現規律，能成一家之言，是一位合格的歷史學家。然而，發現規律的前提，或許是需要總結無數次重復的歷史事件中提取的。而古代羅馬晚期，這是一個西方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時期，以后也未曾經歷過。彼得·布朗將古代晚期定義為公元400年-600年，這段時間不長，卻夾在了漫長的古典時代和中世紀之間。作者可謂在夾縫中尋找通途，不愧為古代羅馬晚期這門學科的奠基者。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只是一次轉折，不可夸大。作者強調，基督教會能與世俗社會分庭抗禮，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艱苦的斗爭。最主要的對手有異端，元老院以及異教徒。競爭越激烈，所需要的的創新力就越強大。最終，基都教會神奇的將大部分的對手都轉化為了隊友，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們必須記住在這一時期里，涌現出的一位位強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他們有些是神學家，有些是政治家，老派元老院的變革者：他們是西馬庫斯、安布羅斯、奧古斯丁、伯拉糾派等等。彼得·布朗在他們的書信中，將教會和平信徒們的思想流變跟蹤了下來。這些思想綱領是基督教能蓬勃發展的命門所在。
總結了一下這些思想的邏輯途徑，能推斷出基督教是如何一步一步獲得富可敵國的財產的：
1、財富的原罪性：即所有的財富都能追蹤到他的罪惡，富人應當視投入慈善事業來消除罪惡； 2、財富的價值：只有捐給教會的財富才能與捐獻者一起進入天上，而傳統的古羅馬式的，對城市公共設施的捐贈，卻只能將回報限定在此生； 3、捐獻的時效性：罪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產生的，因此，贖罪也應當是日常行為，包括最終的遺產問題。
作為業余讀者，任何試圖總結如此皇皇巨著的嘗試都是不自量力；又作為歷史愛好者，不對如此重要的歷史著作進行有感而發，也是一種妄自菲薄。
《穿過針眼》讀后感(四)：財富、窮人與教會
在西羅馬帝國末期，曾經有大量的羅馬貴族們捐贈所有的家產，投入到信仰的奉獻生活中。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現象，也對后世的中世紀乃至現代西方社會的財富觀產生了重大影響。財富意味著貪婪和罪惡嗎？而捐贈給基督教會的大量財富背后的動機又是什么？西羅馬帝國末期的教會因著越來越聚集的財富，她的力量又在當時的社會中發揮了怎樣一種作用？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古代晚期研究領域的發明者、權威的奧古斯丁專家、晚期羅馬帝國宗教史研究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在《穿過針眼：財富、西羅馬帝國的衰亡和基督教會的形成》皇皇巨著中用一種很特別很細膩的寫實手法為我們描畫出那個時代精彩的社會光景，也道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
首先，彼得·布朗很負責任地為我們仔細探查了羅馬帝國晚期捐贈家產的貴族都是一些什么成分的人。這些捐贈的人之中，除了一些元老院里幾代人都是貴族的Old Money之外，其大部分人還是來自于君士坦丁大帝改革之后被擴充起來的新貴，他們來自宮廷、軍隊和城市及行省的議會。至今，我們仍然可以在羅馬等地的古老教堂里看到保存相當完好的鑲嵌畫鑲板，上面的銘文可以追溯到3-6世紀時期參與捐贈和奉獻的男女。
在歐洲蠻族入侵的危機面前，整個西羅馬帝國末期是動蕩不安的。無論怎么樣，擁有財富是一件幸運的事，至少可以有一些生活的保障，也有能力遷移到類似北非這樣遠離蠻族入侵的地域。但是，捐贈的習慣在這幾個動蕩世紀里從未間斷，甚至形勢大好。從布雷西亞到盧布爾雅那，從阿奎利亞到佛羅倫薩，由捐贈者個人或是他們的家庭奉獻的、由鑲板構成的鑲嵌畫地板成為教堂的尋常特征。
對平信徒來說，以這種方式向教會贈予是一種虔誠的行為。這種信念來自教會精英的教導，其中就有幾位非常杰出的神職人員、主教和神學家的思想倡導。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經典的教化案例，在那個充斥著羅馬多神教習俗的時代里，基督教的思想猶如一盞明燈。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前期有大量的基督教殉道者；虔誠的捐贈被教會用來幫助在大迫害時期被投入監獄的人，贖買囚犯；很多當地教會用捐贈來庇護逃難的人。這些高貴的行為舉止吸引了羅馬貴族和有錢人的目光，這和羅馬傳統中貴族為城市公共娛樂捐獻錢財完全不一樣，他們為教會的舉動，由衷地從心靈上感到震驚。教會的領袖很清楚應該提供怎樣一種倡導，捐贈不是用于城市的公共娛樂，而應該是把慈善用于窮人身上。一種新的人道情感涌現，從舊的社會模式開始朝新的社會模式改變。
書中提及一位非常富有的貴族諾拉的保利努斯，與他的妻子特拉西婭共同決定過持戒的生活，并變賣家產。394年圣誕節，保利努斯在巴塞羅那被祝圣為司鐸，可能就在這次祝圣的儀式上他公開申明，應當遵循福音中基督給年輕富人的誡命，他將“變賣他的所有”，他將“施舍給窮人”，他將存“財寶在天上”。像他這樣的大貴族，華麗的衣服和精致的食物、奢華的莊園生活，這些都是財富帶來的標記，甚至形成了養尊處優的氣質。他們一眼看上去與窮人是那么地不同，云泥有別。然而這種華彩在保利努斯和特拉西婭身上確實完全熄滅了。他與修士們不再居住于大莊園中，相反，他們統一住在可以望見賈米拉菲利克斯圣體龕的狹小房間中。他們不再靠一堆隨眾與世人隔開，而是與擠在下面家庭客棧里邋遢的窮人們密切接觸。外出時，他們不再乘坐豪華馬車，許多人只靠步行。在羅馬晚期，權力與財富是為了生存必須牢牢抓住的東西，他們自謙的行為、放棄所有財富的行為讓羅馬社會瞠目結舌。 保利努斯的基督是“窮的”，“謙卑”是保利努斯論及基督時不斷重復使用的詞。他堅持認為財富不是屬于他自己的，而是屬于天主的。保利努斯的贈予朝向天堂，那是在他、天主與他尊崇的圣菲利克斯之間永恒對話的一部分。
這種奉獻與東方一些宗教中出現的功利主義完全不同，雖然乍看之下好像都在做某種“交易”。在東方式的功利主義宗教里，描述這種“交易”更貼切的詞是——供奉，錢財雖然也常常被寺廟用作賑災、救濟，可是信徒們并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奉獻，他們做的是交換，用錢財和所謂的虔誠禮神來換取神對自己的保佑，滿足自己的心愿。這里的一切，都沒有涉及到永恒，也沒有無限的超越，它是最現實的一部分，反應出人心的自私和貪婪。道教就特別明顯，所謂神，需要的是信徒的供奉，與其說求神，不如說是神在求人，神得滿足人們的愿望，才能到供奉的滋養。所謂有求必應，不靈不求，不靈的神就很落魄，無人問津。
皈依基督教的貴族們不是為了自己的愿望供奉天主。這些捐獻讓世間的財富向上流入天堂，這背后的信念是捐贈者知曉基督的臨在，被捐的財富將天堂與塵世決定性地連在了一起。保利努斯曾致信奧索尼烏斯：“上帝自裹衣衫，行走于我們之中，投身人神之間永恒的交易紐帶。”對他而言，“道成肉身”讓他聯想到基督通過變成卑微的人類，“屈尊以征服”。保利努斯的修士們即使刻意自降身份，也仍然是貴族。但他們追隨了基督，空虛自我，意味著將這個人的社會身份徹底抹掉。
在那個時代，大量貴族投身修道生活，放棄財產的現象背后，不得不提古代晚期基督教作家和布道者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奧斯丁。強取豪奪的財富是不義的，富人們要考慮自己如何才能穿過針眼。奧斯丁認為并不需要所有人都摒棄財富進入修道院，良善的富人具備慷慨、團結、寬恕的美德，他們以捐款人或贊助人的身份成為教會的支柱，一樣能夠穿過針眼。當時指責富人貪婪的基督教神學家也不少，伯拉糾、哲羅姆都曾嚴厲苛刻地針對富人。奧斯丁反對極端的仇富，他認為富人可以清清白白地保持財富與權力的優勢，但其存在必須符合一個前提：在運用它們的時候，不能懷著破壞性的傲慢。善富人也應當成為善的統治者。哪怕再大的權力，也被要求在上帝面前放下身段，也要經常謙卑地聽取弱者的心聲，并且保護他們。奧斯丁在教會內的訓導從不將富人和窮人對立起來，教會內大家都是平等的兄弟，富人與窮人按自己的良心奉獻。關于誰能穿過針眼，奧斯丁曾警告過仇富的人：那種人（惡富人）肯定進不去。但你也要當心，看看自己到底進不進得去。雖然你是窮光蛋，但你也可以是貪婪的。有沒有可能，你雖然承受著謀生的壓力，心里卻燃燒著貪婪的熊熊火焰？
奧斯丁和當時的教會領袖在布道時所提及的窮人，并不是指真正的乞丐，一無所有的人。在古以色列，“窮人”從來不是指“貧窮無用之人”，而5世紀的基督教教會沿襲了這個內涵，窮人不僅僅只是乞丐，還包括尋求正義和保護的人，受到壓迫的人。大量捐贈用來幫助窮人意味著當時的基督教會已然投身于各種形式的社會行動，除了面向貧困者的慈善，她還發揮了比慈善更寬廣的影響。有許多研究羅馬晚期的著作提及教會和主教的社會地位及影響，都認為教會之所以后來變得富有是源于君士坦丁皈依后的結果。實際上君士坦丁基本上沒有使基督教會的領導者在羅馬社會中處于優勢地位。對于西羅馬帝國的許多地方教會來說，通往富裕的道路是曲折的。許多教會利用了免稅權和羅馬法對于財產權的保護，財富是一點點被爭取保留住的。主教們依靠律師來保護土地，對抗遺囑的爭奪（那些對財產留給教會的親屬們的不滿），5世紀中期以后的主教們幾乎都成為了財富管理人，專注于本地教會的利益最大化。非暴力的教牧權與世俗權力不同，主教和他的民眾就像父親與孩子，牧人與綿羊，教牧之愛覆蓋了所有階層，實現城市的團結，對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超強。舉兩個例子，616年主教貝特拉姆在勒芒建造的濟貧所一直存續到1789年；634年，富裕的助祭阿達吉澤爾·格里莫在特里爾建造的濟貧所一直存續到了拿破侖時代。羅馬帝國的主教從沒有被正式任命為市議會的領袖。相反，他能夠進入議會是因為當地教會的經濟實力和游說能力。確實，主教在社群中的地位依靠的是他利用教會財富的能力，正是基于這種愛的教牧權和“窮人的財富”管理人的雙重結合，6世紀的主教和神職人員才能夠在一個粗暴的世俗政權和社會中興起。
閱畢本書，筆者所看到的是羅馬晚期那個智慧非凡的教會，自治、動員力量、重塑社會結構，消弭階級的不平等，救濟、庇護弱小者，有些杰出的地方主教成功地取代了原有的城市執政者，成為這一城市真正的領袖。這一切都脫離不了教會能夠明智地爭取自己的權益，擴大財富影響力，與此同時努力地運用好這些財富，去實現天主之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