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力車夫》是一本由(美) 史謙德著作，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20-4圖書，本書定價：平裝，頁數：，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北京的人力車夫》讀后感(一)：北京城市政治締造者
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系列是一套外國人研究中國的著作合集，作者可能是美國人，可能是日本人，可能是德國人等等等等。外國人寫中國，又由中國人翻譯出版，這樣的循回很是有趣。在中國之外看中國，從第三者的角度看中國的歷史和現在，看中國人的生活、政治和精神內核，是一種全新的體驗——不知道巨大的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又會碰撞出什么樣的煙花。《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是這個的系列的第204本。 作為一個顏控，《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第一眼抓住我的是封面。顏色是古著系的，抑或是莫蘭迪。上下兩幅人力車夫的照片鋪滿封面，既有歷史的時代感也有現代的禮貌疏離。第二眼是標題“人力車夫”，這四個字不禁讓人聯想到了《覺醒年代》里陳獨秀被人力車夫嫌棄，并親授吃老北京涮羊肉的正確“姿勢”的場景——豪放，樸素，滿足，真是讓人流下饞饞的口水。腦中同時還出現一部電影里日本人肆意槍殺掃射上海街上車夫的場景。在戰亂和動蕩中，可憐的終是手無寸鐵的底層人。 《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主標題看起來很小，副標題看起來卻很大。我的預期是一本關于北京的人力車夫的詳盡研究底層階級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被政治影響的書。通篇看完，詳細講述人力車夫的章節只有第二、第三章兩章，其他章節基本圍繞當時的警察、行會、協會、工會等其他市民政治形態展開。人力車夫是點，北京的市民政治形態是墨，點墨暈染出了1920北京的民間政治生態和工人階級自身的與參與的不自覺和自覺的政治演變及政治運動。 為什么選擇人力車夫作為引子呢？一來我想大概這個短暫而又特殊的行業糅合了新舊、人機、中西元素。當時的北京的現代化、工業化和機械化還遠遠落后于時代，尚在起初階段，各種矛盾容易被激發；二來從人力車夫的視角去親歷北京在民國時期政權頻繁更迭，政府無秩，警察扮演政府角色，商協會、法團、行會扮演政府角色，資本、權勢、聲望以脅迫的方式去解決本該由律法或者政府來處理的問題，公權和私權極度混亂的囧境可能更真實和有說服力吧——畢竟沒有政客和精英的粉飾。作者史謙德教授在講訴人力車夫的時候既引用了大量的歷史人物事件，讓每個人力車夫、警察、商會會長都躍然紙上，又引用老舍的《駱駝祥子》小說中的人物事件及當時的報刊評論等增強故事性的同時又有第三者視角的客觀性。這樣的構思，讓1920年這段歷史立體了起來。 1920年代的北京普通市民在內憂外患中苦苦掙扎營生，渴望通過抱團、**、法團的形式做自己的主，維護自身權益；進步人士例如各界精英和學生則想通過思想革命來改變社會；革命者想通過工人運動來改革社會；軍閥想通過奪取政權來牟利；資本、商人想通過自己掌控的資源爭取話語權——總而言之，各方都想建立自己認可的秩序，但是在當時錯綜復雜的形式下，各方的角力反而帶來了無序。此書用巨大篇幅用來陳述警察和行會在維持北京的經濟、政治、商業、民生秩序的所采取的辦法、措施、手段以及帶來的結果來闡述警察在當時扮演的政府角色——這大概說中國近代很獨特的政治現象。同時也肯定了“行會的持久不衰，更多的是由于其實際的政治價值，而不是文化惰性”，肯定了行會存在的政治意義。此書的研究視角是溫柔而又親切的，既有歷史研究的客觀，又有人文關懷。當有軌電車在1920年代的北京碾過的時候，留下了北京市民參與這個都城的現代化演變的痕跡，也帶著北京往歷史前行的方向駛去。
《北京的人力車夫》讀后感(二)：人力車夫·一段歷史
海外中國研究系列叢書保持一貫的水準，作者史謙德帶領我們穿越時空，以微觀的角度切入，通過研究人力車夫、警察、工會、行會等群體的發展歷程，對民國初年北京的政治生態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勾勒出民國的政治生活圖景，視野宏大，有理有據還原一幅上世紀20年代北京群像。此外，本書也具有令人信服的史料價值，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參考文獻、當年發行報刊的記載以及統計學的資料，通過妙趣橫生的語言與通俗的手法、深入淺出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與社會生活，也讓本書學術性與趣味性兼具。
北京長久以來作為中國的政治首都，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和人文背景。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一直到30年代之前，都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原有的制度體系崩塌，新的制度尚未定型，在這段真空期，多方勢力參與角逐，局勢錯綜復雜。在社會群體分類中，人力車夫占據了相當的份量。作者選取人力車夫作為研究對象，以點帶面研究其與警察、行會、工會等群體的關系，串聯起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態，串聯起一段動蕩的歷史時期。
人力車作為從日本引進的物品，相較于傳統的馬車、驢車、騾車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對于西方工業革命后機械傳動裝置的動力車來說又是一種落后的表現。傳統的生活習俗與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首次接觸就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都城中。科學技術的引進已經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人們的思想尚未定型，共和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都在尋找其支持者。這段時期的警察與滿清的巡捕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是借鑒日本警察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作為最基層的管理者，他們的成分主要是長期居住在京城中沒落的旗人，對管理對象諸如人力車夫、居民以及街頭巷尾的了解往往更深刻，也更適合當“和事佬”的角色。人力車夫作為僅比貧民階層稍好一點的階層，他們有時候需要靠警察維護自身利益，有時候與警察玩貓鼠游戲。在針對是否引入電車的問題上，人力車夫的**尤為強烈，他們認為電車的運行會直接搶走他們賴以為生的飯碗，在電車導致的人力車夫受傷問題上，警察和民眾也更多的傾向于保護人力車夫。
五四運動的爆發給群眾表達自己的訴求、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契機和舞臺。工會等組織隨著相應行業的壯大應運而生，工人們也嘗試著通過他們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在某種程度上也提升了工人們的參與感。他們一方面代表著工人利益與廠主談判，比如通過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等方式維護、爭取工人權益；另一方面作為中堅力量維持著工人與廠主之間的利益平衡，比如勸說***工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等。行會組織在演變過程中也逐漸辦理了自治組織的角色，在與警察等公權力的較量當中對會員的管理也逐漸劃清了界限，成了墨守成規的做法。實質上，在這段歷史時期，商會、行會等組織也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準政府的角色，即使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商會等組織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原有的政府需要依靠他們承擔管理的中介，新的政府也需要他們維護局勢的穩定。在某些場合，不同的派系紛爭、過激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投機分子往往會斥諸暴力的手段，這也是長期受壓抑的民眾在權力真空期或者不穩定時期表達訴求的一種極端方式。
本書對20年代的北京政治形勢的分析非常詳盡，通過人力車夫的角度切入，對當時各行各業的發展歷程都進行了論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北京的人力車夫》讀后感(三)：公共領域與平民政治
本書是關于中國近代位于社會底層勞動者群體-人力車夫的一本著作，同時也是關注中國近代公共領域的一本著作。而這樣一種新的公共領域的出現不是以社會精英階層知識分子的輿論的方式，而是以人力車夫這樣一種底層市民的政治參與來體現。本書的作者重新定義了公共領域與經典的公共領域有極大的不同。 人力車夫作為社會底層，主要是由沒落的旗人或一些小市民組成，隨著中國近代早期的商強工弱的城市化進程 ，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涌入這個行業，據1925年李景漢先生的調查，北京的人力車夫至少有 55000人，占全城人口的7%，占成年男子的11%，即每9個成年男子里平均就有1個人力車夫。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看來人力車夫是一種非常不人道的交通方式，車夫們被迫經歷著低賤的社會地位和貧困的經濟情況。而即使是這樣卑賤的生存方式，也要通過殘酷的競爭來維持。在警察車行的層層盤剝下他們的收入少的可憐，雖然有可能攢到第一桶金后自己做點小生意，但事實上根據1924年4月12日的《申報》報道：車夫中“平時稍有積蓄得以小本經營而糊口者，百人中不過四五。 他們與他們服務的客戶在政治上，經濟上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書中插圖
從民國開始，北京和上海的社會結構就有明顯的不同。兩座城市最大的區別在于上海有很大的市民階層，讀書人。而北京卻很少，在北京的精英人群里面絕大部是商人協會以及銀行家，野心家。而導致北京的人力車夫受到更多的壓迫和盤剝。從而使得人力車夫群體不單單是交通問題，而更多變為的是民生的社會問題。人力車夫這個群體所在社會階層相似，謀生手段相同因此產生了較強的群體認同感和歸屬感，使得這一群體如果被良好的組織引導必將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改革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這就引起一些具有啟蒙意識的知識分子的關注。 在五四運動后，人人平等的觀念開始普及并深入人心，在新公共領域下的普通市民開始慢慢的參與到政治討論和運動中，從而使得城市政治有了自己的生命。更多領域中的讀書人和精英分子帶來了更多的國家認同感，而他們中一部分胸懷大志之人，希望更多展現出一種對民間事務的新的責任感。 于是各類**在北京社會中越來越頻繁 .尤其在各路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北京，城市政治普遍激化。 城市總工會的成立，也使得工會運動有了清晰明了的民粹主義和激進的宗旨，在此之后有組織的勞工階層開始更有效的參與和組織各類活動。除了基本的要求加薪，防止肆意解雇，增加政治自由等也逐步擴大了身份低下的工人應有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尊重。 而本書的主角人力車夫們也終于在1928年秋總工會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工會，他們終于有機會打破固有的形象，要求恢復他們曾經被拒絕的政治地位與合法地位，出現了電車風潮這樣的事件。-老舍先生也受到此次事件的啟發，寫下了短篇小說《黑白李》 而我們大部分人對于人力車夫的形象都是從老舍的另一部著作《駱駝祥子》中了解一二。老舍先生對對祥子的感情是復雜的 一方面感嘆他的凄苦和生活的不易，而另一方面又對他身上的固有缺點和小生產者的個人奮斗思想做了批判。
老北京
在五四運動期間，受到勞工神圣觀念的影響，涌出了大量作品描寫中國底層勞動人民，除了我們熟悉的《駱駝祥子》之外，《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也刊登了大量調查人力車夫問題的文章。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本書一直提到的李漢景先生于1925年發表的《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 關于中國近代人力車夫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交叉著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論題，加強對于各個社會群體的研究有利于我們擴充和了解近代史，對于相關歷史作出全面評價。
《北京的人力車夫》讀后感(四)：《北京的人力車夫》人力車夫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人力車在北京現在還有，只不過早已經成為旅游觀光的體驗。在后海和什剎海附近叫一輛人力車，可以暢游一下現存的老北京胡同和很多名人故居。車夫還會兼導游，給你講解一下關于這里的故事，讓你深刻地感受舊時北京城的風貌。
在上世紀20年代，人力車曾是北京城重要的交通工具。而車夫們的生活狀況就是當北京城社會底層人民的縮影，他們身上折射出舊社會普通勞苦大眾的心酸與疾苦。
史謙德教授寫的《北京的人力車夫》就是這一個時期，書中對北京的人力車夫與社會政治背景都進行了介紹。作為一個外國人，看到中國的視野也算足夠廣闊，但他與同樣是寫車夫題材的作品《駱駝祥子》卻有很大的區別。
老舍先生的小說《駱駝祥子》以主人公祥子為故事主線，從他開始拉車到他失去車，從他再次有車到再遭重創，連續幾次的打擊后，祥子對生活逐漸失去信心，慢慢地他也墮落成和其他車夫一樣隨波逐流的人。
《北京的人力車夫》里，作者沒有特寫哪一個車夫，而是通過寫這樣一類人，引出當時社會的現狀。在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中國社會處于多種勢力暗潮涌動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在這座城市中碰撞凸顯出來，這正是在新的社會秩序形成前的彷徨期，此時的社會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東西。
不同階層的人們，匯聚在這樣一座城市里，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舊時北京的交通看似平常，卻也是多方勢力爭奪的利益場，本土官員，外來勢力都想從中分一杯羹，他們在利益的驅動下盤算著自己需求。電車的投入使用后，使本已饑寒交迫的人力車夫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電車與人力車相比優勢一目了然。人力車夫累死累活也跑不過帶輪子的電車，還有車份錢或車錢的高成本在里面，費用要比電車貴許多。百姓的衣、食、住、行，換了誰也肯定優先選擇經濟實惠的，因此，比較之下，人力車夫掙錢的機會再次被剝奪。
統治者關注國計民生，人民的生活才能有所保障，統治者中飽私囊，不顧百姓疾苦，社會肯定民不聊生。混亂無度的社會注定無法長久，在各種矛盾不斷激化下，陣營欲加鮮明。關注人民疾苦的人，最終獲得人民的愛戴與支持。
小說《駱駝祥子》里，作者更關注人的掙扎與覺醒。出現在祥子世界里的人，有巡警，有車店老板，有車夫同行，有曹先生，有虎妞、小福子等一系列的人，這些人都是對祥子人生轉變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在黑暗的舊社會，即使你再有力氣，再好強，殘酷的命運也將一次次把你的斗志打壓殆盡，直到生命結束。作者用作品告訴人們這樣的社會沒有出路，喚起人們對新的社會秩序的渴望與追求。
《北京的人力車夫》里，作者史謙德教授更多地從闡述的角度來寫這個特殊的事情，把當時社會的來龍去脈盡可能詳盡地交代出來，供讀者理解和思考。
大多數都不是史學家和研究者，所以對于曾經的過往，隨著時間的流逝，記憶會越來越模糊，能有這樣一本書，可以從多角度溫習一下那個紛飛的年代，是個不錯的選擇。
最后，北京的人力車夫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它刻下一個民族貧瘠貧弱時模樣。其實每個時期，人與城都有屬于自己的故事。
北京作為遼、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底蘊，多少年來，你來我走經歷了數次更迭，但它依然敞開胸懷接納著、包容著，最終迎來自己的輝煌。
作者：豆漿 喜歡讀書、寫評，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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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車夫》讀后感(五)：從最易謀生的底層看現代化城市政治
在上世紀90年代熱播的港劇中，只要是民國時期的劇集，總會有一段這樣的情節安排：富家少爺/事業有成的男士在被大家族打壓封殺后，都去做人力車夫，最后被心愛之人發現……這個情節說明了做“人力車夫”被認為是民國時期最容易找到的謀生方式。
《大鬧廣昌隆》劇照
《大鬧廣昌隆》劇照
史謙德（David Strand）也認為民國時期“人力車是老少咸宜的謀生方式”。事實上，早在1919年，就有人關注“人力車夫”這個群體并寫過一份研究（李冰心 、朱天一：《人力車問題》）。20年代之時，人力車及人力車夫已經被社會關注。不管如何，處于20年代的這個群體必然不會想到，到了80年代，他們再次被一位外國學者關注，并將他們作為研究對象，寫出了《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不同的是，史謙德以人力車夫這一群體為視角，一方面發掘生存于被他認為是“中國帝制時代向中華民族過渡”的中華民國的蕓蕓眾生群像，另一方面借助他們的生存狀態來考察中西文化、新舊制度雜糅下的中國社會運作情況。
刊登在1930 年《中國大觀圖畫年鑒》的人力車
在主流史學研究中，我們依然重點關注皇族、政府、偉人及精英的歷史，而隨著研究視角下移，關注底層社會的微觀史也逐漸產生影響。在史謙德這本《北京的人力車夫》中，我們不難發現，底層群眾如何被大歷史大時代推著走，而他們又如何相互交織成錯綜復雜的網絡，從而推動著歷史向前發展。
為何要選擇“人力車夫”？簡要地說，在史謙德看來，人力車是一種服務于現代城市的交通工具發明，它于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早期在中國走紅，到了40年代，更改良成持久力更強的三輪車。或許這么理解，當時的人力車彷如今天我們乘坐的的士。作為一種靠著每天奔跑于城市各處謀生的職業，人力車夫要與不同的人和相關的政府機構打交道，某種程度上看，他們還是現代化城市不同階層不同區域的人群連接點。而當他們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他們會被視作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官方希望有效地管治他們，維持社會秩序，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是革命中重要的拉攏對象。因而，在這本書中，史謙德不僅僅只為讀者展現了人力車夫這一群體，還有他們會接觸到的各種乘客、警察、商會、工會、學生及軍閥等，而一些人力車夫們不會直接參與卻又與他們間接有關的社會運作被史謙德融入其中。就這樣，他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當民國時期的中國政府及精英群體如何宣揚“治國之道”時，底層社會民眾為之作出對應的現代化城市（北京）運轉面貌。
刊登在1930 年《中國大觀圖畫年鑒》的巡查員
引人思考的是，史謙德同樣提到“政權的社會基礎”問題。這一點也是過去海外漢學者們關注并似乎也達成某種共識，即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統治中國時的“無效性”——盡管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不斷加強對地方民眾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控制，但始終無法成功推行他們的許多政令——國民政府忽視了底層民眾的力量，從而缺乏“政權的社會基礎”。國民政府并非主動忽視，他們在推行政策時已有意識使用鄉保甲制，但這過程中，重要的地方精英力量似乎“在關鍵時候掉鏈子”，致使國民政府的權力無法真正深入下層，長遠地看，政權在中國丟失，其根源或許在此。
因而，史謙德提出的一個觀點值得注意：
史謙德試圖用生存于現代化城市中的人力車夫來證明，作為過渡時期的城市的復雜性，無法短時間內完成當時中國上下盼望的革命，更無法阻止在農村崛起的新政權。由此對比，也就更能理解當時國共兩種路線的結局為何。
《北京的人力車夫》讀后感(六)：在陌生的世界里
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城，是一座「宏偉壯麗」的舞臺：巨大的城墻、縱橫交錯的大道、迷宮般錯綜復雜的胡同及大院、被賦予新社會功能的機關大學工廠等等現代建筑，這些構了新型的「北京城」。這些新的舊的建筑及各式社會機器，悄無聲息地改變著「北京城」的生活節奏和發展，滋長著各式各樣的反差，容納著迥異的生產模式、社會活動在新舊模式中不斷地磨合......
在這個大舞臺上，軍閥、官員、學生、警察、車夫、工人、掌柜、司機、銀行家、政客......形形色色的人紛紛登場退場再上場、活躍其間。而「人力車夫」則是北京城里「最普通且最容易接觸」的對象，詩人、小說家、記者、社會學家、革命者都熱衷于討論人力車夫與其艱辛的生活。人力車夫們，則憑借著他們對這座城市敏感的直覺，在歷史大潮中，成為其參與者，亦是永恒的見證者......
封面
陌生的舶來品
人力車又稱「洋車」、「黃包車」，是19世紀60年代末期，日本人發明的一種用人力拖拉的雙輪客運工具 。這項發明將低資金投入、低技術門檻和大量個人出行需求結合在一起，成為亞洲各大城市的一道風景線。自1873年，法國人米粒從日本購入并在上海批量出租；人力車，這一陌生的舶來品很快就在中國各大城市迅速走紅。
由于北京城的大（內外城總占地面積超過50平方千米）、復雜天氣下坎坷的路況（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以及當時部分人的出行需求（他們的身份地位要求更快更體面的出行方式），使得人力車在20世紀初的北京城，蓬勃發展。據統計1924年，北京市人力車夫總數多達七萬人次。從這個角度上看，人力車已經不單是方便的代步工具，提升了市內交通的速度；更成為當時北京城的城市設施，提高了城市交通的現代化程度。
人力車夫
陌生又無奈的棲身之處
據社會學家李景漢估計：當時「北京城的16至50歲男性中，每六人中就有一名車夫。人力車夫以及他們的家眷占了北京將近20%的人口」。這些人力車夫從前的身份，有的是農民（占總數近1/4的比例），有的是旗人（社會的變遷，使得旗人原賴以生存的地位關系及糧餉不復存在，不少旗人公子淪為車夫），有的是警察（白天當警察，夜晚做車夫），有的是失業的工匠學徒、沒了本錢的小販......甚至還有前清的秀才舉人、落魄的教員們以及一部分女扮男裝的車夫.....
在那個變化不定的社會，「人力車」為農村移民、城市貧民、落魄市民，遞上一根謀生的救命稻草。這些失業的人們無論有沒有技能，莫不是抓住這根救命稻草，將「人力車夫」，這個陌生又無奈的行當，當做是他們的棲身之處。當然復雜的人員結構，使得人力車夫階層有著多樣性和不穩定性，也使得人力車夫落入「陌生的」世界......
滿載的人力車
陌生的社會、陌生的世界
在正常的穩定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交易關系，需要建立在有中間人、保證人或至少要認識交易雙方的社會文化中，有秩序地進行。但人力車夫們面對的，則是一個充斥著完完全全的「陌生人」社會：擁擠且相對開放的大雜院、流動性強但市場力量非常弱的車行、隨時可能反口的乘客、當街謀生的不可預測性、與之矛盾特別尖銳的警察們......在這個毫無秩序可言卻總被迫加入競爭的行當中，人力車夫們深諳持強凌弱或以柔克剛的道理，在競爭中與同行們抱團合作，在這個陌生的社會、陌生的世界中，尋找棲身之處！
人力車站
《北京的人力車夫》是美國狄金森學院查爾斯·A.德納政治學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史謙德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一本書。書中透過「人力車夫」這個混亂年代的象征，切入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城，分析北京城以及北京市民們對社會和政治變革的種種反應。在此間，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個被新舊兩種制度所壓擠所牽制的社會、一個不斷被顛覆不斷被拉動的社會、一個充斥著「陌生人」的社會、陌生的世界。在這座城市、這個社會生存的市民們，無論是人力車夫、警察，還是政治家、銀行家、商人、工人、學生，大家都在這個陌生的世界中尋求發展......作者以「事外人」的上帝視角，觀察這座城市所發生的一切，然后將其價值觀認知下的這幅「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城市社會的群像圖」繪下。
如本叢書序中，劉東先生所說：「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而作為「跳出自身、借別人的眼光獲取自知之明，然后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的跳板，《北京的人力車夫》是一個非常好的「反觀自身」的鏡子。透過這面清晰的鏡子（作者寫作時參考了231本參考文獻及書籍，包括當時的報紙、名人傳記、小說，及警務規則、中國歌謠等資料），我們很容易看到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城、這個陌生的世界是如何運轉、又是如何被其他城市的文化、科技技術的革新、軍閥派系糾紛、工會運動等外在因素所影響，然后上演著北京城的生命力。當然，看鏡子的時候，我們還需要帶著審判性的目光，判別這是一面怎樣的鏡子（哈哈鏡還是試裝鏡？）、判斷鏡子所擺放的位置及角度（直立擺放？斜著擺放？平視擺放？還是擺放在高處？），以及我們自己所站立的位置及角度（遠近高低各不同）；然后再好好地看著鏡子里的「自己」整理儀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