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節假日似乎是外星人的事，離他們很遙遠。
生產責任制實施后，土地包產到戶，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人勤地不懶，土地就像久病初愈的漢子，又煥發出了蓬勃的朝氣。那個時候，家鄉人都叫我父親“張把式”，你可別小瞧這稱呼，作家王安憶在安徽省五河縣大劉莊插隊，回大上海后寫了一篇題為《少小離家》的回憶文章，文中按農活把農民分為四個等級：一等是把式，負責犁、耩、耙、揚長、趕大車；二等是放大刀、割麥子、打場領頭盤磙子、刨芋頭下抓鉤的這類；三等是鋤地、抬筐、扛笆斗、打秫秫葉、割黃豆、拾花生芋頭；四等只能是未成年的孩子了，他們放學回來或星期天，下湖割草、拾莊稼、農忙時送飯送水。“把式”就是生產隊的能人，我的父親“張把式”也不例外。打我懂事起，“張把式”雖不是隊長，但是隊長凡事得先問他，然后才去具體把農活安排到人。顯然，“張把式”已不是一般的把式了，他已是把式的把式，按現在的話講那好歹也算是個“顧問”吧！
有一年五一勞動節前夕，村書記來找父親，說：“張把式，這些年我可記著你家的麥子產量呢！你家可是連續3年超‘萬斤糧’的大戶啦！黨和政府也都記著你把式的功勞呢！明天是五一勞動節，咱們自己的節日，到鄉政府開表彰大會。你先到胡理發那里理理發，胡子刮了，要有模有樣地去給我領獎，別搞得胡子邋遢的，給咱張家湖村丟人現眼！”書記帶著喜悅的心情，又帶著命令似的口吻，給一向老實巴交的父親帶來了疑惑和不解，他訕訕地問，“啥五一、五二的，農民不勞動喝西北風去？種糧高產政府還表彰，這倒是一件新鮮事啊！”
父親是步行去鄉政府開會的，回來的時候，他推著（因為父親不會騎自行車）一輛嶄新的上海產永久牌自行車，車頭掛著一朵紙制大紅花，車貨架上是木框玻璃鑲嵌的大獎狀。笑靨與車頭的紅花在村民的簇擁下更加地燦爛、美好和祥和。父親把在鄉政府得到的“禮遇”，喋喋不休地分享給前來祝賀的村民們，那份得意和滿足恐怕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以至于在今后的歲月里，一到五一那天，他都會很慎重地把獎狀和大紅花從土墻上取下來，拂去積塵，擦拭干凈，又端端正正地掛回到墻上去。目不識丁的他還會講出五一勞動節的來歷，我想，這可能是他去開會從領導那里聽來的。獎狀掛好，大紅花上的細鐵絲纏繞在掛獎狀的釘子上的那一刻，他還會告誡我們一句：“零件不上油會生銹，人不勞動會生病。”而后，是長長的一聲嘆息，看著日漸蒼老的父親，有時我會私下抹眼淚，歲月啊，我們為什么不能抗拒你的流逝！
后來，我要到離家二十多里的鎮上讀高中，就是騎著父親的永久牌自行車去的，靠著這部自行車的助力，使我越來越靠近了夢想。再后來，我就逐漸遠離了故土，遠離了父親。
風燭殘年的父親，彌留之際，依然用微弱的聲音說著“五一……五一……”一生中唯一獲獎，對于我的父親、一個農民來說，是何等至高無上的榮耀啊！
